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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海就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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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生活周刊》唐编辑的回复  

2010-09-12 23:06:00|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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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编辑:您好!

当然记得您。非常感谢您详尽的评论,看得出您对这个问题有非常深入的思考。

 

这里牵涉到“自由”、“权利”和“规则”三个非常相关的概念。“自由”一定是在权利和规则下才存在,一定是在权利和规则下才能讨论,所以关键是对权利和规则的认识。

 

学生选导师和消费者选商品,共同的地方是都是要以规则为基础的,但是不同的地方更要说明,前者不是宪政规则,而后者是市场自发形成的宪政规则(当然不是百分百,特别是在中国)。前者是对固定资源的分配,而后者是开放的过程。两者是不具有可比性的,比如,此受损者与市场竞争中的受损者不可比较,因为受损的原因是不同的。另外,如业进也指出的,在选导师的例子中,是不能使用竞争手段的。

 

自由竞争一定是要以规则为基础,我要再强调,不存在抽象的自由竞争,脱离规则的竞争,判断竞争的公正性,就是竞争的规则。那么,怎么判断规则的公正性呢?我想,很简单,1、规则是自发形成的;2、是共同协商的;3、还是强制的。前两者满足宪政的要求。在我的例子中,规则既非自发形成,也非共同协商,而是行政部门制定的,是强制的产物,不具有宪政性,因此,我这个例子中,竞争赖以为基础的规则是不公正的。强制规则在社会中很常见,如中央银行制度,也不是自发形成的,是政府强制的结果。

 

补偿原则和限制原则不是用这一种强制代替那一种强制,不是对竞争本身的限制,而是补充和完善竞争赖以为基础的规则。当然,补偿和限制规则不能代替宪政规则。

 

我是否把公正置于自由之上了?我当时也怀疑自己成了社会民主主义者,但现在我觉得没有。因为我强调的公正,是以宪政规则为基础的公正,而不是社会民主主义者“主观臆想”的公正,如在选导师的例子中,如前所述,是要通过宪政来解决问题的,但现在没有宪政程序来保障权利,所以不公正。从结果看,在我的例子中,资源不是按照“效率”,也不是按照所谓的“劳动”,而是按照“权”和“利”来分配的,这种分配对研究生的培养是不利的(无效率的),因此,从这个效率的角度讲,也是不公正的,是需要纠正的。

 

强制的规则,往往是以损害弱者为代价,其结果是掠夺性的,而自发形成的宪政规则,从观察看,却最终考虑到了弱者的利益,如一夫一妻制、几乎每个民族都有的尊老爱幼传统。这是一个值得解释的现象,我想这从演进的角度看,是容易理解的:不这样做的话,这个民族将消亡。文明的进步,是更多地关注弱者利益为体现的。从这个意义上讲,以宪政为基础的竞争,是有利于包括弱者在内的所有人的,发达国家的穷人比发展中国家的穷人更富有,我们现在的穷人比以前生活得更好(因为有了某种程度的市场宪政),这些事实都说明了这一点。

 

国企私有化不是该不该的问题,而是如何实现私有化,怎么实现私有化的问题,我认为这个问题的复杂性在于既要有理论基础,也要有现实可行的方案,一个能既能被当局,也能被大众接受的方案,需要某种妥协,现在没有解,但到了必须探讨的时候了,学者应该思考,媒体也应该承担起责任。

 

宪政那么重要,那么“宪政如何可能”,我现在觉得需要包括“责任”、“勇气”和“同情”等在内的“善”,假如一个民族,对不公正的制度听之任之,我想宪政是永远不会光临的这个民族的。这也许正是亚当斯密也思考过的问题。

 

祝好!

 

朱海就

 

 

补充一段话:学生选导师的情况和消费者购买商品有本质区别。 一种商品畅销,必然是这种商品能为消费者提供更高的效用,消费者的偏好和他获得的效用是一致的。而选导师这种情况,一个导师“被”很多学生选,绝不意味着他能够提供更好的服务,而只是因为他的权力引起了学生的权力诉求,就是说,学生不能从他的选择中未必得到多大的效用,使得偏好和效用不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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