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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门格尔的“立法”思想  

2011-04-03 17:38:00|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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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认为,对“自发秩序”强调是奥地利学派的一个重要特征,相应地,人们也会认为,根据奥地利学派的这一观点,自发秩序所凭的规则也完全是自发形成的,不是理性设计的产物,人们的社会经济活动,就是遵循这些自发形成的规则,假如说存在规则的设计的话,那么也仅限于“组织”范围,即“人为秩序”这一层面。然而,这是对奥地利学派的片面认识,奥地利学派在重视规则自发演进的同时,也没有忽视“立法”的作用,这一点在门格尔的《经济学方法论探究》一书中有比较明显的体现,后来哈耶克进一步阐发了这一思想,这也是奥派思想复杂性的体现。

 

在《经济学方法论探究》一书中,门格尔指出社会制度、语言、法律、道德规范等等的形成是“有机的”,也即“是在没有明文的协定、没有立法强制甚至在不考虑公共利益的情况下,而纯粹是在自身利益的驱动下,作为追求这些利益的活动的产物而形成的……它们不是协定,契约,法律或个人关于公共利益的特殊考虑的产物,而是追求自身利益的活动的结果”(p147)。但是,门格尔马上接着说,“立法强制介入这一‘有机的’发育过程,从而加速或改变其结果的事情并不少见。”门格尔区分了两个不同的阶段,一个是社会形成之初,一个是社会发展过程中,他认为,在后一个阶段中,“有意识地以公共权力介入社会状态的事情越来越多。于是,在‘有机地’形成的制度之外,也有一些制度是作为有意识的社会活动的产物而出现的。那些有机地出现的制度,也借助于公共权力的有目的的活动而得以延续、调整,从而推进社会目标之实现。目前的货币和市场制度、现行的法律、近代的国家等等,都属于这样一类制度的例证,这种制度的出现,乃是具有个人目的和社会目的的两种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换句话说,是‘有机的’和‘实证的’因素共同作用的产物。”在这一段话中,门格尔甚至用了“社会目的”这样一个让人颇感惊讶的概念,因为我们一般认为,社会是没有目的的,个人才有目的。

 

门格尔对“社会目的”这个概念做了解释,打消了我们对它合法性的怀疑。他告诉我们“社会”与“个人”在特定的情况下有某种替代性:“这些现象是社会共同意志所追求的产物,社会或者其统治者可以被视为一个行动主体”(p148),也就是说,假如一个社会存在“共同的意志”,有这一条件,那么“社会”就可以视为一个“个体”,而“立法”就是体现这些“共同意志”的体现。但是,“共同意志”并非“立法”的唯一条件。在《经济学方法论探究》的一个附录的脚注中,门格尔谈到“法律并不总是(有目的的)旨在创设它并借以增进人的福利的共同意志的产物。从源头上看,法律根本就不是这样起源的。不过,这样的事实也并不排除法律有可能作为人的智巧之产物而形成”(p224)。在这里他讲“立法”的可能性时,没有提“共同意志”,而是人的“智巧”,他认为,普通法虽然具有智慧,但人的智慧并不亚于普通法包含的智慧,人的智慧和普通法的智慧是相辅相成的,而且借助于人的智慧,普通法才会完善,“如果有一位政治家,仅仅因为涉及到公共利益的法律,确实或者被人声称是‘有机形成’的,就不敢改变它,他就相当于一位农夫、技工或医生避免对于自然的有机过程进行任何干预,其理由却仅仅因为,他敬畏体现在这一过程中的高级智慧。难道这个世界上也不存在着完全有害的有机体吗”(p228)。那么这种“立法”的智慧又有什么具体的表现呢?这种智慧,大致可概括为对如下两条原则的遵循上:一是要“深刻理解普通法律中所蕴含的非意图的智慧”(p229),也就是说,首先是要充分地理解普通法,然后才能“立法”;二是“恰当”和“审慎”,这是关于立法的态度的,“借助于从关于普通法的深入思考中所得到的新的洞见,使实证立法更为审慎细致”(p229)。

 

我们发现,在《法律、立法和自由》一书中,哈耶克同样地强调了“立法”的必要性,“如果没有立法者偶尔做出干预,以把法律从它的逐渐进化过程所可能导向的死胡同中解救出来,又如果没有他们去处理全新的问题,那么一如我们所知的那种法律就绝不可能得到充分的发展”(p160)。和门格尔一样,他认为法律最初都是自发的,但后来它们的不断完善却需要法官做出“刻意审慎的努力,因为他们可以通过制定新的规则来改进现存的规则系统”(p160)。不仅如此,哈耶克对立法原则的阐述,和门格尔也是一致的,如在前面这句话中,他讲到的“刻意审慎”原则,又如,在该书的前面,他讲到“立法者的这种权力所立基于的乃是一种有关他所制定的法律应当拥有某些属性的共同意见”(p140),这里的“共同意见”和本文前面门格尔说的“共同意志”是相似的。

 

“立法”思想与奥地利学派一以贯之的“主观主义”是一致的,或者说,“立法”是企业家精神的体现。尽管如此,“立法”与“自发形成的规则”之间难分难离的关系却构成了对奥派的某种挑战:立法的“经验”和依据“理论”得出的结论相冲突时,能调和吗?最典型的是对“中央银行”的认识,中央银行是“立法”的产物,如理查德.瓦格纳说“自由银行制度,与立法所创造出来的中央银行制度相比,似乎并不更胜一筹”(《经济学方法论探究》,p240)。根据依照效率的“经验”,中央银行的“立法”是合法的,但是根据奥地利学派的理论,则完全不合法,米塞斯、哈耶克、J.Huerta.de Soto都证明了这一点。我们也可以换句话说,又如何说明立法的产物,不是自发形成的呢?在去年的制度经济学年会上,张旭昆教授也提出了这个问题。某种程度上,这也是“先验”和“经验”之分歧的体现。奥派的创始人门格尔有经验的一面,如他说的立法中的“恰当”和“审慎”原则是表现“经验主义”的,这一点被哈耶克继承了下来,哈耶克方法论中的经验主义色彩早就无需多说了。相反,米塞斯、拉赫曼、罗斯巴德和J.Huerta.de Soto等人,则更为“先验”,他们更多地用先验的法则去判断经验的合法性,而不是根据经验的效率去判断合法性,他们较少谈立法或“特定的情势”(哈耶克),而更注重规则的自发性和公理得出的逻辑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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