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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格调整、合约调整与制度调整  

2011-05-13 11:53:00|  分类: 经济思想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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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什么在调节市场?人们通常会想到“价格”,把调节市场的“看不见的手”理解为“价格”,但是,实际上,除了价格外,还有“合约”与“制度”这两种调节市场的方式,这三者完全可以并列讨论。我们会发现,价格调整,合约调整和制度调整对应于三种不同的经济学理论,三种不同的行为人假设。

 

与价格调整△P对应的是新古典经济学,这一经济学理论实际上把价格调整视为调整市场的唯一手段,除了价格调整外,没有其他方式能够调整供求。价格调整是在一个无摩擦的世界中进行的,价格调整没有成本,并且能够迅速实现,没有时滞。当然,新古典经济学家也认识到价格调整有失败的时候,他们把价格调整的失败称为“市场失灵”,即在某些领域,价格调整不能发挥作用,如由于公共产品、外部性等原因,由于价格调整的失败,其逻辑结论是“政府干预”,以弥补“价格调整”的失败。

 

与新古典经济学不同,新制度经济学重视的是“合约调整”,新制度经济学认识到市场运行是有成本的:交易成本。通过合约的调整,可以降低交易费用,最典型的是科斯和张五常等对市场和企业关系的认识,企业代替市场,是一种合约代替另一种合约,Williamson进一步指出了三边交易等其他的合约安排。OstromE在《公共产品的治理之道》等书中讨论了在公共产品领域影响合约的因素,这个思路和以科斯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家的思路是一致的。新制度经济学寻求的是“最优合约”的实现,或者影响达成某个最优合约的因素,有的是在理论上讨论(Williamson),有的是从经验角度讨论(OstromE)。在这种“合约调整”范式中,人是“机会主义的”、“道德风险的”,这相比“价格调整”,是个进步,因为在“价格调整”中,人是个原子,是个机械地对价格信号作出“反应”的人。

 

与上述这两种理论不同,奥地利学派经济学重视的是制度的调整。奥地利经济学从制度的角度看市场,把货币、法律甚至市场本身视为“制度现象”。新制度经济学,虽然有制度之名,但是无制度之实:制度是外生决定的,外生的制度的计算遵循最大化原则,以及没有历史情境,没有演化的背景,这和新古典经济学是一致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奥地利经济学才是真正的制度经济学(秋风)。在奥地利经济学看来,制度的调整是个自发的演化过程,如受外部的强制和人为的干预,制度的调整会失败,我们可以称之为“制度失灵”。制度调整影响人的行动,从而影响所谓的“市场绩效”(奥派理论中没有这个概念),反过来,制度的生成、制度的改变,也都是人的行动的产物。所以,在奥派的理论中,对人的假设和新古典、新制度大不相同,与奥派制度调整理论对应的人,其实是企业家,企业家不仅创新技术,也创新制度,在创新制度的同时,也调整了制度。企业家对制度的调整,不是在真空中进行的,而是在已有的制度中进行的,这和新制度经济学是完全不同的,既有的制度为奥派经济学提供了演化的视角。对制度调整的认识和强调,与奥地利经济学作为“人的行为”的经济学是完全一致的:制度产生于人的行为,人的行为又受制度调整,调整的过程也是创造的过程。

 

在“制度调整”这个理论背景下,讨论“交易费用”这个概念是非常有意思的。成本或费用是对个体行动而言的,在“制度”的背景下,就不是一个人的行动,而是很多人的行动,在现代市场经济中,所有的行动都是“交易的”,即使在工厂中生产,也是交易的行动——劳动力交换工资。因此,我们可以把所有的(行动)费用都视为交易费用,我记得 干学平老师这么说过,现在更加理解这一点。既然所有的费用都是交易费用,那么通常说的“降低交易费用”这句话就是不成立,费用只能从个体的行动角度去理解,如果说要降低“交易”的费用的话,那岂不是计划经济,直接的命令最好?如把“交易费用”理解“交易”产生的费用,或一种“行动”的费用,那么,一个交易多的社会,比一个人人睡大觉的社会,交易费用会更高。但哪个社会好呢?显然是“交易费用”更高的社会。因此,放在制度的背景下,一个好的社会,应该是鼓励更多的行动(即交易)的社会,也即鼓励人们创造、发挥企业家才能的社会,所以正确的说法,是应该“增加交易费用”,而不是“减少交易费用”。有一种情况,交易费用等同于租值耗散,张五常的说法,有一定道理,当也不是很确切,因为耗散相对的是一种未实现的理想制度下的行动而言,费用通常是指对既有的制度下已经发生的行动而言,不能把耗散等同于费用。实际上,与其说租值耗散,不如换成“制度调整”的表达:由于一个社会阻碍了人们对制度的调整,使现有的制度没有调整到的一个可以更好地发挥人们才能的制度,现有的制度下的人们生活水平,相对于那个本可实现的制度下的生活水平,就是“费用”(也是机会成本意义上的)。

 

价格调整和契约的调整的基础是均衡思想,而制度调整的基础是演化思想。制度调整并不预设一个最优的调整目标,而是强调调整的前提条件。奥地利经济学家认识到,仅仅是价格调整,如火车票、停车费或汽油价格的调整不能解决问题,重要的是对价格背后的制度进行调整,准确地说,是制度的变革。

 

注:明确提出这三种调整思想的,是台湾清华大学黄春兴教授。上周日,在第七届华人哈耶克学会年会的间隙,黄教授向刘业进、许宇萱和我等讲述了他的这一思想,我做了进一步的发挥。秋风对本文也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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