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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海就的博客

 
 
 

日志

 
 

学术活动的秩序  

2011-07-13 23:59:00|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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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想当然地认为,不像“商业活动”,“学术活动”是没有经济效益的,所以要依赖政府的资助,我们将指出这纯粹是无知(某种程度上也是人为制造的谎言)。在本文中,我们将指出“学术活动”和“商业活动”没有本质区别,以及学术活动获得正常回报,体现其应有价值的前提条件。

 

人的行动的激励有两种,一种是外部给出的金钱激励,俗话说,“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另一种是自我激励,实现自己认定的某种价值,当然也可能包括金钱。我们看到,生产某种固定质量的商品,往往是用第一种激励,如生产流水线上工人的计件工资,这时,组织要实现的目标是很明确的,组织的目标可以分解到个人头上,组织的目标和个人的目标高度一致,个人的任务完全得好,组织的任务就完成得好。但是,知识创造却完全两样,它适用于后一种激励。纵观历史,没有哪一首动人的诗歌、哪一部不朽的小说、哪一副杰出的绘画是在他人给出金钱激励的条件下完成的,商业社会中伟大的创意也不是金钱激励下出现的。

 

我们并不是否定金钱激励,对此,我们要做进一步的区分,一种情况是根据给定的金钱激励方案,去完成,如现在中国高校中很常见的发表一篇论文奖励多少钱,或计几个业绩点,这相当于事先的“定价”,这不是真正的价格,它其实只是完成“分配”的功能。另一种情况是事先并没有金钱激励,只是知道如果做得好,那就有可能获得金钱回报,如商业发明,创办一家公司,或其他的创业,当然,发明、创造或创业的动机也未必都是为了获得金钱。前一种激励方式在事业单位中极为常见,但我们要指出,这种方式和知识创造的规律相违背,而且它不可避免地会导致寻租等各种腐败。知识创造是“个人的”,只有个人才能判断出什么样的目标是值得他追求的,个人的想象和爱好是知识创造的前提,如事业单位这样一个“非自发形成的共同体”把自己的目标强加到个人头上,要求个人按照组织规定的目标去完成,那么这就抑制了个人的想象和他在自己敢兴趣的领域内的发挥,个人完成上级规定的任务或目标,说穿了,是制造,不是创造。

 

可见,知识创造不是对外部给定目标的执行,而完全是创造者对自己的目标的追求,一个社会的文化繁荣,取决于这个社会在多大程度上允许人们追求他们自己的目标。但是,这里还是牵涉到不同的分散知识(目标)如何协调的问题,在市场中,即直接生产面向消费者的商品,这个问题倒好解决,简单地说利用价格机制、利用市场既有的一套传统规则就可以。但是,如果如是解决特定的目标,往往需要“有意识的”合作,如企业中的研究部门。这种情况下的知识创造激励机制,和上述写诗歌、企业家创业这种单打独斗的激励是有区别的,它适用于协调者,即老板能够判断每个部门科研工作的价值,而部门的管理人员又能进一步判断每个研究人员的创新价值,从而对他们的贡献给出一个“价格”。面向商业的研究,往往都是这种类型。

 

而纯学术研究,如写学术论文,尽管激励也是来自于自我价值的实现,但离不开物质支持也是事实,那么它的物质回报该如何实现?人们往往认为,学术研究和商业研究不一样,一种是直接创造经济效益的,而另一种是并不创造经济效益的,由于学术研究不直接创造经济效益,因此,需要政府的资助。但是我们要指出,这是严重的误解。无论是物质产品,还是文化产品,从主观的角度看,都是“满足人们的效用”,这是没有区别的。因此,学术研究的货币价值的实现,牵涉到两个层面,首先是社会对某学术活动的认同,只有这样,学术活动才有可能获得社会的资助,当然有的学术研究是“自娱自乐”型的,社会未必认同,但这也无妨,因为研究者已经从自己的研究中得到了回报。其次是从事该学术活动的同行对该行业中的某个人的评价,研究人员的声誉来自于此,好的声誉当然要有好的回报,这时给予这个研究人员的回报,体现的应该是“身价”,体现其声誉,即他过去的积累,而不是他每年的作品数量,举个极端的例子,一个多年不写论文的诺贝尔奖得主的年收入应该高于每年写很多普通论文的年轻人。

 

上面我们事实上给出了纯学术研究激励的一个重要的前提条件,即一个社会能够“识别”某种科研的价值,在一个自由的社会中,这完全是能够做到的,我们不可能想象一个社会能够识别普通商品的价值,却不能识别某些学术活动的价值。什么情况下,社会的这种鉴别能力丧失了?就是当学术研究的评价被政府垄断的情况,政府用自己的评价代替了社会本应该有的评价,这时自然地,社会的评价不会出现。当政府垄断学术评价的时候,政府必然会把自己的意志强加到研究人员的头上,学术创造就成了服务政府的工具,学术研究本应该有的自由想象和自由创造就丧失了,它成立寻租的手段,获利的工具,而不再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知识创造活动。其次,政府也不可能甄别什么(或谁的)科研活动有价值,什么(或谁的)没有价值。在中国的高校和科研单位中流行的做法是政府(高校)给学术产品事先确定“定价”,这是极其荒唐的,政府或高校根本没有这个能力,也没有这个权力,这个权力只能交给社会和学术共同体。如科研资源被政府垄断,科研评价掌握在政府手中,科研人员必将丧失自己的独立性,沦为政府事务的打工者,听从政府官员指使的奴仆,毫无尊严可言。

 

 

在一个自发秩序的状态中,纯学术研究也应该有自己演化形成的规则,这套规则将解决激励等各种学术研究所遇到的各种问题,也是学术的“宪法”。然而,政府制定的规则代替自发演化形成的规则,将是对社会的极大侵害,在物质生产领域如此,在科研活动领域也是一样。事实上,社会的好坏,不是有多少篇论文,多少本著作,而根本在于制度本身,制度的好坏而不是成果的“好坏”(如没有好的制度,成果“好坏”根本不可能得到评价)才是评价社会好坏的尺度。从这个意义上讲,所有文化创造活动的最终成效是看对制度进步是否有推动,而不是学术活动本身。

 

在本文中,我们指出即便是纯学术活动,也应该有正常的回报,即价格,并说明形成这种价格的前提条件。再次强调一下,纯学术研究不是在既定的目标下完成给定的任务,它需要的是每个人实现他自己的目标,它的激励和生产商品的活动没有本质区别,尽管这两种激励在货币数量上可能有很大的差别,如一个学术研究人员不能指望他获得和商业企业家一样高额的回报。学术活动的价格,取决于学术研究活动能否形成它自己的规则,以及这套规则上的秩序,如果形成这种规则和秩序的可能性被取消,那么学术研究的激励是扭曲的,所谓的知识创造只不过是寻租而已。

 

某种程度上,人们已经认识到,在市场经济(指商业活动)中,如自发形成的规则被人为的规则(计划经济)替代,将造成巨大的灾难,但还少有人认识到,在学术活动中,如自发的规则被政府人为的规则替代,后果同样是致命的(如不可避免的腐败)。从它们都要遵守自发形成的规则这个意义上讲,学术活动和商业活动也没有区别。

 

注:之前文章的题目是“学术研究的回报”,有朋友认为还是这个题目更好。我改成秩序,是因为在写作的过程中,意识到了学术的秩序问题才是根本,所以想把这个问题突出来。文章写的时候,还是围绕回报问题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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