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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海就的博客

 
 
 

日志

 
 

“中国模式”的“行为-制度”分析  

2011-07-26 22:36:00|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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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震惊中外的7.23动车事故前四天,也就是7月19号,我发过一条微博“所谓的中国模式,就是一种幻觉吧”,这次事故,以及最近发生的一系列桥梁垮塌、房屋倒塌等等事件,都或多或少地正在验证我的看法。的确,在这次事故发生后,“中国模式”也仿佛一下子成为了人们质疑的对象,那么中国模式究竟有什么问题?这是我们要思考的。下面首先说明我们对中国模式的理解,其次是建立一个“行为-制度”的理论分析框架,第三部分是根据这一框架分析中国模式必然出现的一些结果,最后是总结。

 

很多学者认为,中国在集权体制这一背景下实现了高速经济增长,甚至是比西方更快的增长,因此把政治上集权,经济上大部分商品开放市场,重要行业国家垄断的模式称为中国模式。在改革开放前,我们曾试图利用全面的计划经济实现增长,但失败了,现在和以前不同之处是政府不是全面介入经济领域,而是集中在基础设施,还有一些所谓的公共部门等领域,普通商品生产基本上交给私有企业,大规模的基础设施的及交通通讯等的建设和运营等领域是由国企承担,国家的力量主要集中在这些方面,某种程度上,这是计划经济的遗产。中国模式的独特性,不是在私有部门,而是政府对很多领域的深度介入,仅就本文要探讨的经济问题而言,是对重要经济部门的控制,这也是这个概念存在的价值。中国的经济增长,一方面是和市场的不断放开联系在一起的,特别是改革开放初更是如此,另一方面也伴随着政府对重要行业的牢牢控制。这当然会给人一个印象,即政府的投资,和市场的放开一样,也是推动经济发展的因素,既有市场开放,又有政府的推动,两个方面的结合,成了中国模式的基本内容。假如没有后者,那就不成其为中国模式,因为和西方大体上的自由市场没有区别了。赞成“中国模式”的人,一般都会对后者,即政府对某些重要领域的介入甚至控制持肯定的态度,认为政府通过国企,实现对这些重要行业的控制,在中国的经济增长中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如辛向阳说:“‘中国模式’颠覆了公有制企业没有效率的传统观点”, 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0-09/15/c_12552989_4.htm;程恩富说中国模式是“公有主体型的多种产权制度”及“国家主导型的多结构市场制度”, 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0-09/15/c_12552989_3.htm

 

既然政府对重要部门的控制是中国模式的主要特征,那么我们要分析的对象也应该落脚到这一点上面,因此,如何评价利用政府的经济行为,如政府的投资行为、国企的经济活动,也成为了评价中国模式的关键。只看现象,习惯于做实证的主流经济学家们,很容易得出政府的经济行为,如投资促进经济增长的结论,这也是经验“数据”肯定会告诉他们的答案,从而给政府投资做出积极的评价。但在本文中,我们要做的是“理论的”分析。以方法论个人主义思想为出发点,我们用建立一个“行动-制度”分析框架。我们认为,假如没有“制度性的强制”,那么行动不仅有产出效应,而且还有制度效应,就是说,行动建立一种新的制度,或改善已经有的制度,为什么不是“恶化”,而是“改善”?因为你的行动是要更好地满足他人,只有更好的制度才能做到,当然。这种更好的制度,也是你更好地满足他人的行动自然而然的结果。这种新生成的制度,或改善了的制度,反过来又会对行为起到指引、规范、激励和约束的作用,也就是说,行为和制度是相辅相成的,行为的正当性,也正是来自于作为行为结果的制度,这种制度也是评价行为正当性的唯一依据。

 

但是,假如存在“制度性的强制”,就象在我们刚才讲的政府投资为主的部门中那样,那么情况就完全两样,这时的行动无法生成好的制度,而往往是恶化了已有的制度,由于制度被扭曲,反过来使行为得不到正当性的评价、规范和约束,产生不当的行为,如后面将要提到的腐败、不计成本的耗费和不公正的分配等等。为什么在存在强制的情况下,行为是没有“制度改善”效应的?这是因为,政府的行动,有了权力的凭借(“强制”之意),就无需借助于冲突的道德规则了,它会选择最便捷的方式、最快的方式实现目标,为此可以不择手段。德索托认为,社会主义的特征正在于此。如我们承认,规则是在不同交易主体(意味着私有产权)之间,在交易的基础上形成的,假如分散的私人之间的交易不存在,那么规则形成的机制就不存在,这是行动产生规则的另外一层含义,因为,最基本的行动是交易的行动,行动总是要借助于他人。根据这一点,那些排斥了私有产权,排斥了通过无数人的交易实现目标的行动,就不会有好的制度出现。而“制度性强制”下的行动(政府的经济活动),正是这样一种借助国家的强制性力量,而排斥私有产权和个人交易的行动。这种强制下的行动,或者说政府实施的行动,唯一地是受“目标”的实现(如“快”还是“慢”)评价,而根本不受传统制度的评价,它是“唯结果论”的,当然,还有一个原因是它根本就没有产生出约束自身行为的制度,或者说由于它对传统制度的破坏,而产生了恶(不公正)的制度,恶的制度进一步扭曲了制度性强制下的行为。

 

这样,“行为-制度”框架在分析上实现了“效率”与“制度”(道德、法律)的统一,经济问题与道德问题的统一。而不象主流的理论,把效率问题和制度问题分开,只能做到评价行动的效率,而无法评价行动的制度(道德、法律)效应,这是主流理论的严重缺陷。中国模式的问题,不(只)是效率问题,而根本上是制度问题,而主流的理论,把“效率”和“制度”分离开来之后,把中国模式最重要的制度问题撇在一边了。

 

根据“行为-制度”框架,我们可以分析中国模式必然出现的几个结果。一是制度性的、系统性的腐败。前面已经讲过,在存在制度性强制的领域,生成正当制度的机制是不存在的,没有正当的制度,腐败当然就是不可避免的。二是“经济计算”失效。在政府投资的领域,没有私有产权,没有私有产权,就不能产生价格信号,没有价格信号,就不能“经济地”评价这个行动究竟是否划算,比如高铁投资很多很多钱,在经济上是否划算呢?这么多钱,如给私人投资,给外国人去投资是否更好?因为不可能有经济计算,我们得不到答案。当然货币国家垄断扭曲也是这一信号的原因。在信号失效的情况下,严重的社会浪费是必然的。没有正确的价格信号,归根结底,是评价行动的制度缺失,这里值得进一步指出的是,行动效率的评价表面上看是价格基础上的利润,但价格是在制度的土壤上生长出来的,假如这套制度不存在,那么价格是虚假的。三、不负责任的行为。因为行为是没有传统制度约束的,也就意味着行为无需对普遍的消费者负责,而只需对上级的目标负责。上级的任期是短期的,所以下级的行为也是短期的、短视的。如地方政府为了实现增长目标,大量借债,至于谁还,那就不是他的事了,科尔奈称之为“预算软约束”。通胀是更为典型的例子。四、严重的不公正。什么是公正的?假如一个人能自由发挥才能,通过才能的发挥,获得了应有的收入,我们称之为公正的。不难发现,自由竞争的市场才是公正的,自由市场激励了每个人企业家才能的发挥,也提供了评价其行为价值的制度。分配的问题其实是行为被谁评价的问题,合理评价行为的制度不存在,公正就不存在,而制度是在互动的行为中自发产生的。在政府主导的部门,或者说公共部门,不存在这样的制度,在这一部门中,人为的规则代替了自发的制度。在政府主导的部门,最重要的获利因素是支配要素的权力,而不是企业家才能的发挥,服从而不是创造才是首要的。所以我们看到,工程项目层层转包,最后施工的是无权无势的农民兄弟,稍有权力的,都利用权力从中层层获益。还有,在一个略微超出政府行为的更大范围内,我们看到,本应该归农民的财富,被转移到地产商、官员等手中,道理同样如此。

 

政府对经济活动,本身是不受制度约束的,而且也并没有创造出新的制度和改善原有的制度,如此,工程不安全、腐败、不计成本的耗费及不公正的分配等问题就不可避免,这些问题,正是制度缺失后的不当行为的表现。政府大规模的经济活动,人为地制造了一种错觉,使人认为至少经济的增长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政府,政府的投资创造了GDP是事实,但是否创造了社会价值很值得怀疑,特别是考虑到上述问题之后更是如此。上述这些问题,只有凭借制度本身才能一一解决,政府根本不可能代替制度,去解决上述问题,事实上,这些问题的出现,正是政府替代了制度后产生的。

 

我们不是否认中国在经济领域取得的巨大成就,但这一成就的取得,不能归功于“中国模式”,而要归功于“自由市场”。所谓的“中国模式”,恰恰是麻烦和问题的制造者。中国模式,与其说是褒扬,不如说是讽刺。全世界都只应有一个模式,那就是自由市场的模式。不断地去除“中国的”特色,转向完全自由竞争的市场,才是唯一可行的模式,也是唯一有道德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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