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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与约束条件  

2011-09-15 12:37:00|  分类: 经济思想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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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古典经济学强调“约束条件”下的最大化,而奥派(在这里特指米塞斯的传统,即人类行为学)强调的是先验“公理”下的演绎,这是两种不同的方法,我们这门学科的混乱,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人们把这两种方法混为一谈,当然也有人把“约束条件”下的最大化视为唯一的经济学。在这里我们要对这两种理论对“约束条件”的认识和处理作一个比较。

 

“约束条件”下的最大化问题,在主流经济学中其实可以分为两个,一个是“计算”或“预测”的问题,即根据现有的各种约束条件,计算在约束条件下将要出现的结果,如根据现有的资源、环境和人口等条件,未来几年中国的经济增长率最大是多少,这个计算出来的结果,也有预测的功能,这可以视为纯粹的“计算”问题;二是根据现有的约束条件,如何实现某个既定的人为目标,使某个目标最大化,相比前者,这个思路在主流经济学中更为常见,这个人为的目标,可以小到个人的目标,大到政府的目标,这一思路和前一思路不同,它不是要计算最大化的结果,而是说明在约束条件下该怎么做,或者为了达到目标,该如何配置资源(约束条件)。

 

这样分类以后,我们就更容易发现从“约束条件”出发的经济理论所存在的一些问题。首先,不可能把实现某个目标所存在的约束条件都罗列清楚,我们不可能知道所有的约束条件,也不可能知道哪些约束条件对于那个要实现的目标是重要的。其次,对于“计算”的问题而言,重要的约束条件——制度(道德、伦理)——是不能量化的。第三,约束条件的方法,永远只能是一种为了方便说明问题的理论简化,而不具有实际的意义,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约束条件是局部均衡,而现实是“一般均衡”,只有在某个人或企业确立了目标之后,才可能说明约束条件,但是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目标,也就有不同的约束条件,那个究竟应该关注谁的约束条件呢?告诉人们,一个抽象的个体在约束条件下,怎么实现最大化没有意义,因为这是常识,不需要经济学,相反,经济学前提假设却是背离常识的。因此,如奥派指出的,经济学只能是关注无数的个体的行为,而思考无数个体的行为,就不能象思考个体的行为一样,考虑其约束条件(如新古典),不仅是因为无数个体的约束条件各不相同(首先是因为他们的目标不同),甚至冲突,是没有什么约束条件可言的,更是因为对无数的个体来说,重要的是行动(计划)的协调问题,注意“协调”是关键。在新古典经济学中,由于其“一般均衡”的假设,而把协调视为无需花费成本,瞬间就能解决的问题。约束条件下的最大化这一思路,如用在政府身上,就成了“干预”,我们可以补充一个理由,说明政府干预不可能实现:政府的不同目标之间往往相互冲突,某个目标往往会成为另外一个行动的约束条件,而某个行动的约束条件会成为另外一个行动的目标,这些相互冲突的目标之间没有一种协调机制,而无数的私人的无数目标,尽管相互间有冲突,但却可以得到协调。第四,也许是最重要的是,从约束条件出发的研究方法较少考虑“逻辑的一致性”,因为实用的工具,如统计分析,更能满足它“计算”、“预测”以及“如何配置”的目的,逻辑对它是没有用的。

 

奥派的方法给人的印象是不把约束条件挂在嘴上,因为它探求的是“有意识的人类行为产生的无意识的结果”,或者说人类互动行为产生的秩序。它的出发点不是约束条件,而是行为公理。奥派强调自发的开放秩序,并不强调特定的目标,当然这个秩序也可以视为目标,即整个社会的自由与繁荣,它与特定的个人、组织和政府的目标显然是有区别的。从方法论个人主义出发,奥派指出要实现这个整体性的目标,需要遵循的条件,如遵循传统的伦理道德和法律,反对政府干预等等。这些“传统规则”和上述主流经济学强调的“约束条件”是完全不同的,后者是“现实”存在的制约,而传统的规则不一定是“现实”的制约,而是人们需要去遵循的条件,在现实中可能并不存在,或者已经被破坏了。这里,我们再次想到,主流理论无法处理规则问题,而只能在“灯下找针”,把看得见的物质或技术方面的因素视为唯一的约束条件。

 

当然,“手段-目的”分析框架并不违背奥派的方法,前提是它们都不是给定的。如是给定的(即成为“约束条件”),象现在主流理论所做的那样,那么这种方法只适用于个体层面,而不适用于政府,更不适用于全社会。但个体层面的最大化,如前面指出的,不是经济问题,而是技术或管理问题,当然经济学最早就是household问题,即家庭的“节俭”,是理财问题,但后来扩展到政府对社会的管理就错了。

 

奥派通过建立在先验公理之上的理论,证明实现那个好的社会需要具备条件(如私有产权,以及上面说的遵守道德等),这些条件——也许你可以把它们视为那个好的社会的“约束条件”,但要注意区别——在现实中可能还不具备,去实现这些条件,恰恰是需要人们付出努力的,所以,奥派认为教化、传播理念是很重要的,通过努力,使这些条件不断得到满足的过程,也就是自由和繁荣不断获得的过程。而主流的理论家们不是这么做的,他们干脆把这些尚不具备的条件视为不可能,而只关注已经存在的“现实条件”下的可能性,这样往往会陷入到“实用主义”当中。

 

实现自由与繁荣的社会所需的条件,不能称为“约束条件”,而只能称为某种制度的前提,比如“没有制度性的强制”就构成了某种前提。如这些前提不具备,那就得采取行动去满足它,如利比亚反对派的行动,事实上也就是“改变”现实的约束,这与新古典强调“既定的”约束下的行动是相反的。我们也注意到这样一个区别,作为自由开放社会前提的那些条件主要是制度方面的,奥派强调的也正是“制度”方面的制约,而新古典理论强调的约束条件则主要是“技术”方面的制约。这是为什么奥派经济学引申出的行动有“政治”意味的原因,因为是要改变制度(也包括观念),而新古典的行动纯粹是“技术方案”。

 

新古典从“约束条件”出发的思路,其前提条件是约束条件是“可知的”,因为只有这样才可以进行计算和配置,但事实上,约束条件是不能界定(确定)的,即对某个目标来说,哪些是约束条件,哪些不是约束条件是不可能知道的。约束条件根本不可能界定,也许是奥派放弃从约束条件出发思考经济问题的原因之一,但是更为重要的原因也许是奥派对企业家才能的认识,企业家才能意味人的行为很大程度上突破了外部的客观条件限制,奥派要求人遵守抽象的规则,但这些抽象的规则并不象生产函数一样,直接决定了人的行为。本质上,一种是把外部环境视为决定性,人的行为是由外部环境所决定,人事实上可以忽略不计的经济学(新古典),而另一种是“以人为中心”的经济学(奥派)。

 

对奥派最常见的批评之一是,你们提出来的主张不现实,如“无政府资本主义”,认为这在现实中是不可能的,他们认为根据约束条件得出的结论才是“现实的”、“可行的”。我们发现,强调约束条件下行动的现实性的经济学和“国情论”、“中国特色论”不谋而合,因为国情和特色都是约束条件。相反,与奥派相邻的是“普世性”,它不是告诉人们,在约束条件下该怎么做,而是根据理论“应该”怎么做。

 

在奥派的理论中,我们才发现,经济学对人的行动有指导意义,经济学的价值得到了充分展现,而在新古典经济学中,经济理论却不具有这样的意义,上面说过,新古典经济学只是某种意义上的管理学(因为是要达到某个人或组织的目标),当然,有人会说新古典可以帮助人们“经济解释”,但是请注意,“经济解释”是看到人们在实现中是怎么做的(比如裹小脚),然后根据约束条件去解释这种行动,这是典型的套套逻辑。

 

对约束条件的强调,是把经济学贬低为技术(管理)问题,使经济学丧失了科学性,也否定了我们这门学科对行动的指导意义,因而也就失去了社会意义。在实践上,它是为“国情论”和“中国特色论”提供理论 支持,也使人们不能逻辑一致地思考问题,一些自由主义者也会犯这样的毛病,他们把一些为了达到自由和繁荣的目标需要予以改变的条件,视为客观的约束条件,混淆了理论和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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