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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温州信贷危机是投机造成的吗?  

2011-10-15 15:15:00|  分类: 经济思想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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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温州信贷危机出现以来,很多人把危机的原因归为温州人的投机(高利贷),有媒体更是认为“温州的危机就是高利贷的危机”,因此“切不可因为温州高利贷危机绑架国家货币政策”,这种把危机归为人们投机的观点是对经济问题缺乏认识的表现。我们要为投机正名,并指出危机的根本原因。在文章中我们还要和中国金融博物馆理事长王巍的文章《我们救温州,还是温州救中国?》作些商榷。

 

我们知道,温州人的确是善于投机,我一直认为温州的企业家不是熊彼特创新意义上的企业家,而是柯兹纳说的那个“警觉利润机会”的企业家。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温州人就开始投机,只不过那时温州人投机的是小商品,因为那时小商品短缺,后来小商品丰富了,温州人转而投机生产要素,典型的是土地(房地产)、矿和近年来的货币资金(高利贷),可以说温州人的投机就没有中断过。投机是人的天性,按照米塞斯的说法,人的行为都是投机性的。我不认为温州人比别的地区的人更有投机性,温州的投机之所以有名,是因为温州人的投机走在别人的前面,为什么能够走在前面,是因为温州是市场经济的先发地区,温州人比其他地区的人先积累了一笔通过小商品的生产和做小商品生意获得的资金,也就是说有了原始积累,这样温州人就有了投机的资本。我们还有注意这个事实,在八十年代,温州做小商品生产和生意的人很多,他们中很多人都赚到了钱,有原始积累的不限于少数温州人,而是很多的温州人,所以温州人的投机是有全民性的味道,在这里要顺便指出,温州模式不是“精英模式”,而是“平民模式”或“大众模式”,我们要从无数“平民”的行为的角度去理解温州,是普通的温州民众造就了温州模式。认识这一点很重要,因为平民最主要的企业家才能就是“投机”,他们的目的就是普通人的目的,即“赚钱”,没有乔布斯那样的思想高度。硅谷的科技精英们可以通过科技产品的不断创新,来投消费者所好(这也是投机),但科技非温州人所长,准确地说,他们不擅长通过创新产品的方式开辟新市场,他们擅长的是发现市场潜在的机会,并去抓住它,这种抓住机会的形式,除了上述要素投机外,更为常见的是做生意,比如开沿街店。

 

这次温州的信贷危机,导火索是“信贷紧缩”和国家对房地产的控制导致资金链的断裂。比如,房地产降温后,投资在房地产中的资金不能变现,这时如投资者或银行要把资金抽回,而房子跌价卖不动,这就会导致资金链断裂。但这是表面的原因,房地产这个泡沫即使政府不控制,也是要破的,危机是迟早的事。问题在于,当初的泡沫是怎么吹大的,要从这里面找原因。我们知道,所有的泡沫是信贷过度扩张的结果,那么信贷扩张是温州人造成的吗?温州人没有那么大的能耐,他们没有控制中央银行,更没有左右国家信贷政策的能力,据我所知,温州人很少有中央干部,他们的传统是经商,不是做官。他们只是利用了信贷扩张所创造的利润机会而已。那么是谁制造了信贷扩张呢?显然,是控制整个金融体系的政府。政府在2008年之后,把货币当做是刺激经济的手段,实行了极为宽松的货币政策,要指出,在那次实行宽松的货币政策时期,获得信贷的主要是国有企业,因为承担“铁公基”和能源项目的主要是它们,这些行业是被国企垄断的,大量的信贷资金,通过“建设”的方式流入市场,这些资金又大量进入房地产、农产品和矿,推高这些商品的价格。正是这些商品价格的上涨,诱惑了温州人。

 

有人会问了,为什么当初从银行借钱的国有企业没事,反而是普通百姓(包括温州人)要为它们埋单了呢?这不难回答,国有企业有国家信用,且政府总是会把“好项目”提供给它们,它们很容易从银行贷到款,所以国企再烂也不会有危机,我们都还记得数年前政府是如何处理国企债务的吧:直接剥离给资产管理公司了。但普通百姓就没有这么幸运了,他们无法逃脱为信贷扩张的后果埋单的命运:要么是承受通货膨胀导致的实际生活水平下降,要么就是承受债务危机。对于国企来说,它们的债务其实是全国人们以通胀的方式为它们埋了单,而普通百姓的债务,谁会给他们埋单呢?

 

温州信贷危机的根本原因,是信用扩张,这和造成通货膨胀的原因是一样的,只不过表现方式不同摆了。要注意,不仅债务是危机,通胀也是危机,而我们所面临的通胀是普遍性的,所以危机其实也是普遍性的,不局限于温州一地,每个普通人其实都不同程度地陷入到了危机当中。要从根本上解决危机,必须改革造成危机的信用扩张制度,这个改革的最终目标,奥地利学派已经给出,就是消除政府对银行的控制,改革部分储备的银行制度,并最终取消政府的货币发行权,这一目标当然不会一下子实现,但是给出了方向,可以朝那个方面努力。

 

因为危机其实是普遍性的,绝不局限于温州一地,这样,“救”的思路就不能只局限于温州当地。有人提出,在给温州“良好的舆论和政策环境”的前提条件下,让温州创造出一个“新模式”来“救中国”(王巍),这显然是不可行的,要知道温州的问题其实是全国的问题,在政府拥有信贷扩张的权力的大背景下,民间金融创新的空间不大,即便是有,也还是难以避免发生再次的危机,因为人的投机性不可能消失,如有(信贷扩张创造的虚假的)利润机会还是会去尝试,而不论当地有什么样的创新性的金融机构或组织。

 

所以,不能把温州人遇到的问题视为特殊的问题,他们遇到的债务问题和全国人遇到的通胀问题其实一样,也不能把温州人视为特殊的人,他们就是普通的百姓,他们的投机和所有人的投机没有什么不同。要问责的是“制度”,不是温州人的“投机”。要说投机,政府垄断土地,低价买入,高价卖出,不是更大的投机吗?并且这个投机没有风险。

 

明确投机不是罪很重要,因为,假如把问题归为“投机”,那个解决问题的着眼点就会放在“限制投机”、“加强监管”上,这将扩大政府的权力,限制人们的企业家才能,与金融自由化方向的改革背道而驰。只有认识到危机的根源是“制度”,即导致信贷扩张的制度,那么才有可能对现有的不合理的制度有触动,才会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的可能。王巍说“温州问题只能依靠市场智慧,不是政府救济”,对于这句话,我们想说,温州的确不需要救济,但如前面分析的,在政府制造信贷扩张的可能性依然存在的情况下,仅靠温州人自己的市场智慧是无能为力的,中央政府必须从制度上解决信贷扩张的问题。所以,我们希望温州的信贷危机能够绑架国家的货币制度和政策,实现一个自上而下的改革。

 (近期的《21世纪经济报道》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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