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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欧债危机 索罗斯看到问题开错药方  

2012-04-30 20:15:00|  分类: 经济思想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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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2日,投资大鳄索罗斯在德国柏林出席会议并发表演讲时指出,很长一段时期内欧洲将面临经济陷入停滞问题,而且情况可能会变得更糟。索罗斯对欧洲危机的分析建立在他自己的理论框架之上的,这一框架的基础是他对“社会现象”和“人”的认识。他认为社会现象和自然现象不同,在社会现象中,没有使参与者确定他们的观点是否有效的独立标准,因此人们的决策不能依靠知识,而只能依靠对现实的解释,而这种解释是有偏差的,某种程度上也是扭曲的,因此人“容易犯错”。受波普尔影响,他认为人在试图理解事态的同时,也试图影响事态,人的观点既为事态所决定,也决定事态的结果,这也意味着未来是人的决策的偶然产物,人和事态的这种相互关系构成了索罗斯所说的“自反性反馈环”,这种自反性的存在导致社会始终存在不确定,而不确定的存在使得社会现象的规律不同于牛顿物理世界中的规律,研究自然现象的方法也就不适合研究人类社会,经济学不应该是欧几里得几何学,主流经济学中的理性预期和有效市场假说是完全不现实的,根本不值得研究。

 

在此基础上,索罗斯建立了内生于金融市场的繁荣-崩溃模型。根据他的理论,在泡沫的形成过程中存在两个因素:一个是在现实中占据主导的“趋势”,另一个是对该趋势的错误解释。当这种趋势和对它的错误解释之间的反馈为正,即它们相互加强时,就形成了泡沫,这种“趋势”和对它的主流“解释”之间的鸿沟会扩大,最终无法维持,一段时间之后,这种有偏差的解释和趋势都会逆转,它们之间就在相反的方向上相互加强,这就是泡沫的破灭。索罗斯指出,泡沫是不对称的,慢慢形成,但快速破灭。由于市场参与者和监管者的行动也是建立在不完备的知识之上的,他们之间的互动也符合这样的“自反性反馈”原理,他认为这种自反性现象在其他领域,如政治领域中也是普遍存在的。

 

用“自反性”来解释欧债危机

索罗斯正是应用“不完善的市场”和“不完善的监管者”之间的自反性去解释欧债危机的,他认为这两者之间的互动始终存在,但是这种互动发展成对全球经济产生严重影响的泡沫是偶尔的。那么这种泡沫是怎么形成的呢?在这里,索罗斯把这个问题放在大的政治背景下解释。他说这牵涉到一个“政治泡沫”,这个泡沫就是欧盟本身的泡沫。欧盟的形成发源于一些有远见的政治家追求一个“理想的目标”:不同国家在民主、人权和没有哪个国家或民族占支配地位的原则之上的形成联合,欧盟就是他们着手实施的这项“社会工程”的结果,从起初的煤炭与钢铁协定,到后来的欧洲经济共同体,再到欧盟,这个过程是不断强化的,也即“自反性”的,在签署《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和欧元的引入时,这个过程达到了顶点。但是在2008年后,索罗斯认为这个过程停止了,一体化停滞了,但一年多之后金融市场才认识到了这一点。随着一体化过程的停滞,欧债危机也随之出现。

 

由于人的“易错性”,欧元的设计在一开始就有“缺陷”。它建立了货币联盟,但没有建立政治联盟,欧元的设计者没有考虑到设计者是“易犯错的”,并且没有机制去推动它的实施,成员国也不能印货币来解决问题,使用欧元这样的“硬”货币之后,那些弱国就难免过度负债,用负债解决问题,在此,关键的一点在于,《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相当于为政府的债券提供了担保,政府债券变成了无风险的资产,这样就鼓励商业银行大量买入弱国的政府债券,因为这种债券的收益更高,并且在持有这些债券时,商业银行也没有相应的准备金。购买债券的举动使得欧洲各国的利率趋同,但是与设计者当初的预期相反,欧洲各国的经济状况却没有趋同,而是拉开了差距,德国为了承担统一责任,进行了结构改革,这使得德国的经济变得更有竞争力,而那些弱国因为可以大量地借到资金,产生了房地产泡沫,经济变得更没有竞争力,这样成员国之间就不是“一体化”,而是差距的进一步扩大,如现在希腊和德国之间就有这样的趋势。竞争力下降后,弱国的信用条件恶化了,被认为没有风险的政府债券导致了严重的信用风险。索罗斯认为“政治”和“社会”的分裂加剧了金融问题,在建立欧盟的时候,欧洲的领导人都想进一步一体化,而在危机爆发之后,他们却想保持现状,这种想法使问题更加严重。

 

和欧洲的联合一样,分裂也是“自我强化”的,危机的发生使金融体系有重新回到“国家化”的趋势。索罗斯认为,借助于一些金融工具,即便欧元解体后欧洲的金融体系可以恢复原状,但解体会使德国这些债权国遭受巨大的损失,因此德国极力阻止欧元解体,并采取信用紧缩等措施防止解体后遭受的损失,这样,那些负债严重的成员国就更加难以利用德国的强劲需求来避免衰退,因此,这些国家的负债率就进一步提高了。

 

索罗斯的结论是无论欧元能否维持,欧洲都将面临长期的经济停滞甚至恶化的局面。债务危机也威胁到了欧洲政治的统一。那么该怎么办呢?索罗斯认为当前还有解决的办法,途径是重建欧盟,把它作为一个“值得追求”的目标,而不是作为一个带有强制性的“理想目标”,这个目标要求各国遵循开放社会的基本原则,政府要承认他们的错误并予以纠正。索罗斯特别批评了德国,认为德国央行和宪法法院执行的法律不具有切实可行性,是寻找解决之道的绊脚石,他认为德国公众要改变观念。

 

重建欧盟恐怕是一厢情愿

当初设计“欧盟”和“欧元”都有着良好的意图,但事实上却出现了欧债危机这样超出当初设计者所预期的结果。在索罗斯看来,出现这样的结果也是情理之中,因为“人容易犯错”,不可能设计出没有问题的制度来。所以,他并不批评设计本身,而是批评设计者知错不改。这一点和同样批评人为设计、特别是“计划经济”的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是大不相同的,后者认为欧盟、欧元这种大规模的人为设计是违背经济规律的,欧元作为“政治货币”不是自由主义者所期望的,也是注定要失败的。对于解决问题的措施,索罗斯还是寄望于精英,这和凯恩斯很相似,他并不主张取消欧盟和欧元,而是主张对它们予以“改善”,如他对德国政府提出的建议。相反,奥地利经济学家认为应该交给市场去解决,如哈耶克说货币应该“非国家化”。

 

索罗斯仍然在“国家主义”中打转,他正确地认识到强制的联合是有害的,欧元的危机是强制的联合所产生的政治危机的体现,所以他主张重建欧盟,用新的联合代替原来的联合。但这种愿望恐怕是一厢情愿,是一种乌托邦的想法,人类历史已经反复地证明了大规模的人为设计的失败,在索罗斯的那个框架内,无论对欧盟和欧元作如何改进,它们终究是大规模的人为设计,也就难免失败的命运,对于这种失败的原因,上个世纪初米塞斯和哈耶克等人在批评计划经济时就已有了深入的阐述。所以,索罗斯过于精英主义,他陷入到逻辑矛盾之中而不自觉:一方面承认人的易错性,另一方面又理性地狂妄,相信大规模的人为设计。

(《时代周报》,2012年4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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